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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卫生运动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卫生工作方式，诞生于特殊的历史年代，是在“预防为主”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通过除害灭病的措施，改善生活与工作环境，提高卫生工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具有“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伟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方面，我国面临着因长期动荡与战乱而遗留的城乡环境卫生脏乱差和传染病流行的严峻局面，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人力物力财力严重不足的困难，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部分地区又遭遇到美国细菌战的威胁，为了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开展全国性的群众卫生运动。1952年，毛泽东同志在给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时，提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行动纲领，全国各地积极响应，以空前的规模，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卫生运动。

1952年3月，政务院决定重组中央防疫委员会，同年12月，该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担任第一任主任，各级、各部门、各单位从上到下均建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开展大扫除、清环境、灭蝇、灭蚊、灭鼠等工作。仅1952年半年，即清除垃圾7000余万担，疏通沟渠28万余公里，新建与改造厕所490多万个，改建水井130余万眼。当时，爱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推动人民群众参与爱国主义卫生运动的力量源泉。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爱国卫生运动的重点放在“城市、工矿、学校、交通要道，并适当开展农村卫生运动”，讲卫生、除四害和消灭疾病成为其重要任务，对控制或消灭一些曾经带来深重灾难的烈性和急性传染病发挥了积极作用。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适时调整了群众卫生工作的策略，提出了“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的口号，把爱国卫生运动与保护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促进工农业服务紧密联系起来，爱国卫生运动在方法、手段、措施和内容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从突击活动为主，转向卫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十年动乱期间，爱国卫生运动遭到挫折，但有些地区，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炉灶、改牲畜圈棚、改室内外环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改革开放后，爱国卫生运动恢复生机，迈入了开创新局面的历史时期。197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重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爱国卫生运动成为五讲四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水改、粪管成为农村爱国卫生运动的中心课题，全国结合“文明礼貌月活动”，通过突击性和经常性相结合的爱国卫生运动，在治理城市脏乱差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随着国家中心工作的转变，爱国卫生运动也逐步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式转向政府监管、市场运作和综合环境治理相结合的模式。大部分城乡地区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建立了“门前三包”(绿化、卫生、秩序)“七户一岗”和“四自一联”(自修门前路、自通门前水、自栽门前树、自搞门前卫生；统一规划，联合行动)等卫生责任制，推动清洁卫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爱国卫生运动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程度不断提高，工作方式也出现了与国家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变化。1989年3月，《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了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即“政府组织，地方负责，部门协调，群众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决定每年4月为“爱国卫生月”。同一年，国家还开展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活动，并先后制定了国家卫生城市、区、镇的标准和管理办法，卫生创建成为爱国卫生运动新的形式和平台。而伴随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国际合作逐步加强，在改水改厕、疫苗冷链、健康城市等项目中的国际合作水平进一步提高。

进入21世纪后，爱国卫生创建工作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发挥爱国卫生运动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着力解决影响群众健康的社会环境因素”。2015年，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领爱国卫生运动目标任务，全面开展新一轮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加强社会卫生综合治理；统筹协调做好重大疾病防治工作，动员群众提高健康素质，预防和减少疾病。健康城市开始从原来的以公共卫生、健康服务为主，拓展到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和健康人群。当前，我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以建设健康中国、美丽中国为目标，树立社会“大卫生”观念，提高群众防病意识和能力，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垃圾、污水、雾霾、食品安全等综合治理，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努力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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